为何战术上的成功往往无力扭转战略上的失误？
到1938年底，中国抗日军队几乎没有取得一次大型会战的最终胜利，哪怕是曾经在台儿庄短暂大捷的徐州会战，也是以第五战区全军撤退告负，期间的淞沪会战、南京保卫战、忻口会战、兰封会战、武汉会战等等莫不如是。实事求是地说，侵华日军在这一阶段战术上是比较成功的。于是武汉会战以后，双方的下一阶段战略安排愈发显得重要起来。
（东条英机剧照）
就重庆政府来说，既然华北、华东、华南和华中的富庶之地和大中城市已经沦陷，军政机关已转进大西南后方，便接受了延安方面以及蒋百里的抗日理论：在初期以空间换时间之后，开始利用西南山地与日军进行长期的“战略相持”。除在河南和湖南段留驻重兵与敌对峙外，其他主力全部沿云贵川边界布防，以拱卫大后方为中心任务。
武汉沦陷后，日军已经沿着长江深入到距离中国海岸线1200公里的区域内，冈村宁次的第11军犹如一个深入中国腹地的大脑袋，而从武汉到华东沿海的“脖子”又特别细长，日本人希望“三个月内”迫使国民政府投降的美梦已然破灭，下一步怎么搞，日本人之前没有预案，内部也产生了分歧，其结果就是战略上陷入迷茫状态。
（冈村宁次剧照）
日本内阁表示有点打不动了，因为一年多的战争已经损失兵力20多万和耗费了80亿日元的军费，对日本旧币大家可能理解的不太直观，这么说吧，该数字是日本在甲午战争、日俄战争、参加一战和“九一八事变”所有军费开支和的1.6倍！比如1938年，日本黄金储备约为13亿5千万日元，将近20个月的侵华战争后，在国际上购买战略物资已经花去了9亿6千万日元，快破产了。
日本军部也懵圈了，因为没有想到会打这么长时间，日军连续两年已经扩编了17个师团，师团总数翻了一番，兵力则翻了两番达到120余万人，精壮和有经验的兵源开始短缺，到1938年底，侵华日军的原现役士兵只有11.3%、预备役士兵为22.6%、后备役士兵高达45.2，其他已经开始使用第一补充兵了。即便如此，兵力仍显不足，军备生产也力不从心，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说什么都要喘口气。
于是日本政府、军部和前线将领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战略上的分歧，以陆相板垣征四郎、参谋次长多田骏、参谋本部谋略课长影佐祯昭、中国课长今井武夫为一拨，决心改变方略以“政治诱降为主、军事打击为辅”，意即用最小的军事代价来迫使重庆政府乞降。一方面，他们开始寻找可以利用的代理人：“起用中国第一流的人物，建立反蒋反战的政府”，另外一方面，又派员与蒋氏的代表秘密接触，同时发布严令，限制前线日军扩大作战地域。
以冈村宁次为代表的前线昭和军阀们算一拨，他们不认为板垣征等人的诱降会有作用，胡说什么：“抗日势力之中枢既不在在于重庆政府要人之意志，不在于包括若干地方杂牌军在内之200万抗日军，而只在以黄埔系为主体的嫡系军队的抗日意志。只要该军存在，迅速和平解决有如缘木求鱼”。因此这帮人强烈要求增兵添将，一举攻入四川推翻重庆政权。
胳膊那是扭不过大腿的，毕竟是板垣这帮家伙掌权，于是1938年底开始日本开始拉拢未来的头号汉奸汪精卫，前一年的12月汪某人就曾煽动孔祥熙在日本所提的停战条件上签字，由此被日本人视作可以扶植的对象。汪精卫于1938年12月叛逃、1939年赴上海、1940年3月在日本的扶持下成立南京汪伪政权，日本政府和军部认为重庆政府必然因此垮台，无需大动兵戈了。
在这一时间段里，日寇第11军在战略束缚下只能做有限攻击，比如1939年攻陷南昌、1940年西犯宜昌，却始终没有权力和实力继续深入川陕，尽管这几次进攻战役在战术上都颇为成功，也造成了中国军队较大损失，但根本不能动摇中国军民的抵抗意志。冈村宁次期间不停争辩，板垣等人一发火，1940年3月干脆把丫弄回东京坐冷板凳去了。
（秘密谈判剧照）
从1938年底到1941年初，中国抗日军民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度过了最艰苦的岁月，军队也以三分之一顶在前线、三分之一为预备队、三分之一在后方整训的方式得以整顿。而当日本人两年左右发现汪伪政府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时，国内经济进一步恶化、战略资源越来越少、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，距离太平洋战争爆发已经为时不远了。
直到1942年初，日军参谋本部才终于制定了进攻川陕的“五号计划”，拟动用八个以上的主力师团从南北两向攻入川渝，然而还未及实施，美军轰炸东京的事件又使日军匆忙发动了“浙赣会战”，五号计划被扔在了一边。
（近卫首相剧照）
到了1942年秋季以后，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屡遭大败，不断从中国战场抽出部队，图谋川陕的战略计划事实上已经破产，只能陷入持久战的汪洋大海之中，战败只是时间问题了。
所以二战时期的日本军部是标准战略上的侏儒，而无论前线日军凭借素质和武器取得多少次战术上的成功，都无法扭转日军在战略上的失误和失败，再加之战争的非正义性和战略资源的匮乏，最终的结局早已注定。
1935年9月，由于张国焘拒绝北上，且有对中央有动武的倾向。红一方面军的第一、第三军和军委纵队，约1.4万余人，遂单独北上。
随后的一个多月里，北上红军改番号为陕甘支队，转战千里，终于在10月19日抵达了长征的终点——吴起镇。
10月21日，为了不把追兵带入根据地。彭德怀指挥陕甘支队，歼敌军一个团，击溃三个团，缴获马匹200，其余缴获无数，取得了中央到达陕甘苏区后的第一个胜利。
战后，毛主席诗意盎然，挥笔写下“山高路远坑深，大军纵横驰奔。谁敢横刀立马？唯我彭大将军！”
11月初，中央领导和陕甘苏区负责人在下寺湾召开会议，宣布陕甘支队与陕北的红15军团合并，并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。
由此，原本千里转战，只剩七千余人的红一方面军，兵力又恢复到了15000人。
1935年12月17日，中央召开“瓦窑堡会议”。
在会上，林育英代表共产国际，确定了陕北的中央，才是真正的中央。这一点的政治意义极大。
毛主席则在会议上提出了红一方面军未来在军事上的战略方针：东征山西，扩大红军。
1936年1月，一方面军兵分三路杀入山西。
在历经近四个月的战斗后，一方面军兵力扩充至两万多人，极大地巩固了陕甘苏区。
而与一方面军在北方的积极发展相比，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的带领下，则是每况愈下。
1935年9月，听说陕甘支队北上后，张国焘气急败坏。先是召开会议，给北上的红军指战员扣上了右倾的帽子。后又下达南下攻击命令，动员四方面军以及原一方面军的五、九军团，共八万多人，向西康、川西地区进攻。
1935年9月～11月，红四方面军先是击溃了六个旅的川军，取得了“绥崇丹懋战役”的初步胜利。后又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，以迅猛之势向宝兴进击，连下宝兴、天全、芦山等县城，占领了邛崃以西，大渡河以东，青衣江以北，懋功以南的川康边广大地区。形势可谓一片大好。
张国焘在这种情况下，被胜利冲昏头脑，喊出了“打到成都吃大米”口号，企图横扫川西平原。
然而，南下的战略错误，是四方面军指战员无法用战术胜利来弥补的。
1935年11月，听闻红军图染指川西，原本矛盾巨大的四川军阀和老蒋，竟然合作了。
很快，老蒋提供装备和资金，川军出兵，总共武装了八十个团，二十万人，与红军在百丈关一带决战。
关于百丈关战役的战斗过程，由于很难用文字介绍，就不细说了。
这里只提两个需要注意的点。
一，整个战役期间，四方面军极度轻敌，放弃了擅长的山地远动战，竟然以疲惫之师与以逸待劳的川军进行平原阵地战。这种打法上的失策，以及兵力上的悬殊，导致四方面军在战斗期间，产生了很多无谓牺牲。这与红一方面军在五次反围剿期间的情况，可谓是如出一辙。
二，战役中后期，在刘湘下达死命令的情况下，川军爆发了惊人战斗力，常以整营整连向红军阵地进攻，并敢于与红军进行白刃战。可以这么说，红军完全是被川军硬顶出了川西平原。
百丈关战役后，四方面军兵力由八万减至四万。已无力再实现横扫川西的战略目标。就连张国焘最初计划的割据西康也无法实现。
尽管张国焘当时不承认失败，但谁都知道南下战略，事实上已经破产了。
1936年初，薛岳指挥数万中央军，对驻守在宝兴、天全等地的红军发动进攻。
同时，刚刚经历了百丈关大战的川军也紧随其后，咬住四方面军不放。
由于四方面军兵力不足，无法固守。且天全等地贫瘠，无法供养四万红军。如果四方面军留在当地不走，极有可能在几十万国军的层层合围下，全军覆没。
而恰好在此时，红一方面军取得直罗镇战役胜利，在陕北站稳脚跟的消息传到四川。
这种对比是非常强烈的。于是，四方面军领导人在一番激烈争吵后，最终决定西撤。第三次翻越夹金山，落实中央早先制定的北上抗日方针。
那么，为什么说张国焘的南下四川的战略是错误的，是不可能用战术弥补的呢？
第一点，虽然陕甘支队北上时，大家也是一种迷茫心态，不确定北上对不对，不确定能否得到苏联援助。
但是，大家知道北上是去抗日的。北上抗日的口号，是具有政治影响力的，可以改观国人对红军的印象。
而南下有什么政治意义呢？
四方面军与川军争夺西康、川西平原，只会给全体国民留下一种红军貌似也变成了军阀的坏印象。
第二点，就是前面提到的。四方面军想打进成都吃大米，就必须要攻打大城市，必须要在川西平原与敌决战。
但以红军的装备而言，攻打防守坚固的大城市；在平原上作战，而且还是阵地战。
这无疑是以己之短，攻敌之长。莫名其妙消耗本就不强的实力。
第三点，以四川军阀的实力，四方面军根本不可能打下四川。
川军的战斗力，忽高忽低。在利益不受侵害的情况下，不会玩命。但如果根本利益受到侵害，川军就会拼命，爆发出极高战力。
这一点，红一方面军早有领教。
一渡赤水前，一方面军就曾错误地认为川军的战斗力与王家烈的黔军差不多，想在川南击败川军后，直接渡过长江，与四方面军会师。
结果，才有土城战役的受挫，以及后来的四渡赤水。
也正是因此，后来中央制定战略时，才会认为南下是错误的，是不可能成功的。
然而，对于中央的苦口婆心，四方面军的领导层却不以为然。
四方面军创立川陕根据地时，由于当时四川军阀正在混战。且川陕根据地都在川北贫瘠之地，没有伤害军阀的根本利益。
所以，红军每次与川军交手时，都能轻松吊打之。四方面军的兵力也是在此期间，由一万多人扩充至八万余人。
而由于打川军没输过，这也就导致在四方面军内部，上至领导层，下至普通战士，都对川军的战斗力缺乏清醒认识。认为川军挡不住红军前进的步伐，中央的北上方针不对，南下才是对的。
然而，直到付出了巨大代价后，张国焘等人才明白，把四川军阀忽悠老蒋的那套“不打头，不拦腰，只击尾”的把戏，当成了川军战斗力的常态。太幼稚了。
后来，徐向前元帅在做战役总结时，也专门提到了：我军对川军死保川西平原的决心和作战能力，估计不足，口张得太大，兵力不够，战场的选择失当，如此种种，都与我们在战役指导思想上的急躁和轻敌有关。
在一场战争中执行什么样的战术是由战略来确定，一旦战略出现失误，再是高明再是成功的战术都无法扭转失败的命运。下面我来举几个例子来证明。
第一个例子，关羽大意失荆州。
诸葛亮在率领张飞，赵云等人马入川增援刘备的时候嘱咐关羽，要他东和孙权，北拒曹操。这个战略的精要就是要关羽力避两线作战。可惜关羽违背了这一原则，虽然有水淹七军，擒于禁，斩庞德的巨大胜利，可是当吕蒙偷袭过来的时候，他就只有走麦城的份了。退而言之，就算他防住了吕蒙的偷袭，结果也不过是和孙权方面的矛盾公开化，最终也是陷入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之中。
可以这么说，关羽在襄阳樊城方向取得的胜利越大，他遭到孙权进攻的威胁就越大。道理很简单，荆州是借的，你借别人的本钱做成了大买卖，债主能不来讨债吗？他想避免孙权方面的袭击，一定要主动向孙权示好，甚至有的破曹功绩应该让给孙权在荆州方面的军事主官。要么稳住孙权，要么给孙权分赃，要么将孙权拉进对曹的战争之中，陷曹操于两线作战。总之，只有和了孙权，才能据曹操。不和孙权，也就无法据曹。
第二个例子，日本偷袭珍珠港。
不得不说，日军偷袭珍珠港这一战打得十分的漂亮，比起吕蒙偷袭荆州的白衣渡江要漂亮得多。可惜的是只要战略上犯了错误，越是漂亮的战术动作带来的失败就越大越快。
日本的陆军基本上都陷在了中国，迟迟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。而在这个时候，又去袭击美国，袭击一个领土是自己几十倍，工业能也比自己强大得多得多的国家，希图一次战术胜利来取得战略上的主动权，制定这种战略的人简直就是蠢猪。
一群蠢猪率领的军队怎么可能不失败？
第三个例子，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。
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是辽沈战役，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。这三大战役说是三个战役，其实是一个战役，战略目的也只有一个，就是在长江以北消灭国民党军的主力。
因为只有在长江以北消灭了国民党军的主力，才能便于下一步的百万雄师过大江。反之，如果国民党的主力扯到了长江南岸，哪怕只是在平津的傅作义部撤退到了长江南岸，建立了长江防线，那解放军渡江就困难了。如果一次渡江没有渡过去，那美国就极有可能干涉中国内战。英国的紫石英号只是来试探一下的，如果当时没有揍它，或者是揍不过它，哪怕没有把它揍疼，再或者是同时傅作义的人马撤到了长江南岸，那会是什么后果？
中国有可能会出现第三次南北朝。
好在毛主席在三大战役一开始就敏锐的洞察到了这种危险，制定了在长江以北消灭国民党军主力的战略，并且达成了这一战略目标，才避免的南北分裂，才有了今日强大的中国。
篇幅有限，言不尽言，如果列位读者有不同看法，尽请在评论区留言。
《亮剑》中常乃超少将在给李大脑袋等一帮人上课的时候说过，我曾经在南京国防部工作过两年，我并不认为从那里发出的命令都是愚蠢的。这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作为国军统帅部来说，其实很多时候在战略上是正确的，但是到下面交给将领们去执行的时候，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情况，从而导致原来的战略根本没有能够实现。也就是说，不仅是战略上的失误，让战术上的成功白费力气，如果战术上没有执行力，战略做得再好，也是一张废纸，毫无意义。
而且，很多时候，国军不仅在战略上是正确的，在战术上对形势和局面的估计，做出的应对策略也都是正确的，但最终仍然可能导致了整个战场的崩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战争一旦爆发，就会随时出现情况变化，当然需要根据战场局势的变化不断调整，做出相应的应对。但如果要继续朝着之前既定的目标继续前进，就需要在正确的时间、正确的地点做出正确的选择。也就是说，对时机要把握好，如果时机把握不好，即便是所有的措施都是正确的，实际上也等于错误。
淞沪会战就是典型的这种情况，几乎每一次的选择都是对的，但是每一步都慢了不止一拍，从而导致整个会战最终是溃败收场。
按照之前制订的作战计划，应该在淞沪战场与日军消耗一段时间之后，就先有组织的撤退到苏州河以南，放弃苏州河以北阵地，再有组织的逐次抵抗，交替掩护，撤退到吴福线、锡澄线的既设国防工事，依托工事继续抵抗日军，等日军攻击顿挫之后，从一线撤下来的部队经过整顿和补充之后，再从两翼出击，从侧翼包围日军，将入侵日军歼灭。这是第二道防线，如果第二道防线失守，就撤退到南京附近，仍然是利用既设工事抵抗和消耗日军，再从两翼迂回包围日军。
但是打起来之后，这个计划就完全被放弃了，并没有按照预订的计划执行，而是企图直接在淞沪战场与日军进行决战，从而不断的从后方抽调部队增援，一批在前线被日军打残了，换下来，再换一批部队上去继续挨打，打残了再换下来，再换一批部队继续上去挨打，原定的逐次抵抗，后退决战的战略，最终变成了日军与国军的增兵竞赛。国军是添油战术，不断从后方增派援兵，日军也不断从后方抽调援军来增援，双方就变成了旷日持久的消耗战，日军虽然消耗了不少，但国军消耗得更多。
到1937年10月下旬，国军在淞沪战场已经没有能力扭转战局，那么最好的选择当然是主动撤离战场，保存实力，以利再战。但在撤退时机的把握上，国军统帅部又寄希望于国际干预，坐失国军战斗力和战斗意志仍然比较顽强的最佳撤退机会，一直到前线阵地已经完全被日军突破，才被迫退过苏州河，到南岸继续抵抗。实际上，撤退到苏州河南岸之后，国军也已经没有多少机会扭转战局，那么就应该利用苏州河的地理障碍，一面派部队占领阵地，掩护主力部队继续后撤，利用第二道防线，继续抵抗。
但在这个时候，国军统帅部又开始寄希望于国际干预，所以又一次失去了较好的撤退到第二道防线继续抵抗的时机。终于，日军的增援部队和动员能力已经压倒了国军，并且在正面突破国军阵地的同时，从国军阵线的侧翼杭州湾登陆，迂回包抄国军后路。这样，国军只能下令总退却。但这时候因为后路已经被日军切断，所以各部队完全失去了组织和行军秩序，都是夺路而逃，到了第二道防线也没有占领阵地组织抵抗，就直接一路狂奔，向南京撤退过去了。
也就是说，在整个淞沪会战过程中，国军统帅部的战略其实问题并不大，每一个步骤也都算是正确的，但最终仍然导致了全面溃败的局面，就是因为每一个选择都是错过了最佳时机之后才做出的，所以始终在战场上处于被动状态，每一次后撤都是被动的，没有一次撤退是主动做出的，在战场上也就始终受制于日军，始终无法完全扭转局面。淞沪会战如此，南京保卫战又重演了一次，在该主动撤退的时候没有撤退，又企图侥幸于万一，最终再次导致整个战役的全面崩溃，数十万国军再次完全无组织的溃散，损失惨重。
相比之下，徐州会战几乎算是奇迹。徐州会战因为已经是处于日军在战略上南北夹击的局面，而国军已经无力完全击破其中任何一面的敌人，所以最终失败几乎是从会战一开始就注定了的，但李宗仁却能够从容不迫的调度部队，先在临沂和台儿庄重创日军，取得抗战爆发以来的首次局部性胜利，之后又在战局已经恶化的情况下，不失时机的主动组织部队有序撤退，整个第五战区六七十万大军也能有组织的与日军脱离接触，撤离战场，并未出现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那种溃败局面。
这就是因为李宗仁把握战机的能力要更胜一筹，能够在正确的时间做出正确的选择，而不是在局面已经全面恶化之后才被动的选择撤退，失去主动撤离战场的主动权，完全被日军赶着走。而淞沪会战的问题就在于，每一次撤退都失去了最佳时机，最后都是在已经完全失去主动权的情况下夺路而逃，所有部队都以溃散状态逃离战场，武器和人员的伤亡甚至超过正面抵抗过程中的损失。一将无能，累死千军。而一个高明的统帅，就不仅需要把握住打胜仗的机会，也要有能力在不利局面下主动撤离，而部队还能够尽可能的减少损失，重新夺回战场的主动权。
也是在这个意义上，四渡赤水才是主席军事生涯中的神作。因为在四渡赤水之前，红军始终没有摆脱被国军赶着走的被动状态，只能一次又一次的与追上来的敌人死打硬拼，一次又一次的遭受重大损失。而四渡赤水成功的地方就在于，通过出其不意的在敌人的缝隙中间来回转移和穿插，调动了敌人，让敌人跟着自己走，而不是自己被敌人赶着走，从而为红军渡江北上创造了机会。
原谅我稍微抬一下杠：只要战术上的胜利足够大，就足以扭转战略上的失败！ 比如南辕北辙，他要足够牛逼绕地球一圈不就到了么？ [呲牙]
姜维守剑阁刘禅投降，无力回天。他要足够牛逼直接打出去破长安、下洛阳、击许昌杀曹贼，那不也赢了么？
日本偷袭珍珠港，丘吉尔乐了：这下我们不会输了。美国下场，轴心战略上就要完蛋了。 可是如果IJN一战全灭太平洋舰队、炮轰西海岸、强袭巴拿马运河... 估计丘胖子就得哭了 [捂脸]
如果荆轲够厉害，一刀刺死嬴政，少说给六国争取几十年时间。如果继位的是胡亥这个庸才，后续不也很难说么？
千古遗恨之一，不就是十二道金牌召岳飞，不能直捣黄龙么？ 无数人畅想：如果岳飞坚持出战……
只要推力吊炸天，板砖也能上九天。[机智] 只要战术上的胜利足够大、足够多，也能撬动战略，走向胜利 [耶]